如果不是与城子峪村民的多年交往，也许这十几年来，我的长城专题拍摄就不会从这个小山村开始，走向全国。尤其是对明长城建筑者的后裔们这个专题的拍摄，不仅让我看到了固态的长城，看到了它背后的历史，以及它的建筑者和守卫者的家族史，更让我找到了一份解读明长城的“活着的密码”……

　　如果不是与城子峪村民的多年交往，也许这十几年来，我的长城专题拍摄就不会从这个小山村开始，走向全国。尤其是对明长城建筑者的后裔们这个专题的拍摄，不仅让我看到了固态的长城，看到了它背后的历史，以及它的建筑者和守卫者的家族史，更让我找到了一份解读明长城的“活着的密码”……

　　长城

　　用手中的相机解读长城是我多年的梦想，可这个梦想却一直徘徊着。十年前，我因采风来到山海关附近的城子峪。一开始，我和其他摄影师一样，每天上山下山，跑遍了这里的沟沟壑壑，从各个角度拍摄长城风光。

　　正如国内外摄影界广泛流传着的说法那样，渐渐地我发现，在我起早贪黑辛苦拍摄下的长城照片里，“长城始终是一堵Great Wall(伟大的墙)，变化的永远只是阴晴雨雪的季节而已”。正当我为此沮丧不已的时候，没想到与当地村民张鹤珊的一次偶然交谈，却彻底改变了我后来的拍摄方向……

　　所有的故事

　　都源于明朝廷的一次破例

　　在秦皇岛境内374.5公里的明长城沿线，保留得最好的，要数位于河北省秦皇岛抚宁县驻操营镇的城子峪段。然而由于我家在沈阳，所以每次到城子峪村拍摄，我都不得不住在村民张鹤珊的家里。时间长了，彼此便熟络起来。一次聊天中，我偶然得知，原来张鹤珊的祖籍竟然是浙江义乌，并不是河北本地人。

　　细问之下我才知道，张鹤珊的祖先，竟然是400多年前应征随戚继光来到蓟镇(山海关至北京昌平地区)屯垦筑城的官兵之一。而且不仅是张家，城子峪村的老住户大多都是如此。我不由得大吃一惊，这么说，他们不都是明长城建筑者的后裔吗？

　　秋景

　　历史记载，公元1568年前后，东北满州女真部族迅速强大。为了巩固边防，朝廷紧急征调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，并让他从浙江、福建等地调集精兵强将，对该段长城进行全面重修。由于工程浩大，守卫任务艰巨，同时也为了稳定军心，明朝廷破例允许外地官兵的家属随军前来守边。

　　城子峪就是当时明长城驻军的“火药库”。当年，士兵们将民居和长城连成一个攻防体系，民居的窗户、布局全部根据战事需要修建。等长城修成后，为了更好地护城守城，戚继光又将楼台按户分派给各家守卫，并以各家的姓氏命名，于是才有了城子峪长城上的张家楼、李家楼……

　　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直沉浸在这个发现的兴奋之中。我开始留意起村民们的生活细节，发现他们的风俗的确有许多不同于河北当地：大妈们爱包一种波罗叶饭，孩子们爱玩一种独特的“五子棋”，就连他们冬天用来烤火的泥火盆也比一般的火盆要小一号……还有他们代代相传的诸如“下雨天点燃棉被报烽火”和“丈夫战死后妻子接替丈夫守边”等故事。

　　越了解越深入，慢慢地，我与城子峪村的这群长城建筑者的后裔们结下了不解的情谊，无论是他们的春耕秋收、添丁进口，还是红白喜事，村里人都会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帮他们拍些照片做个留念。而多年来，我与张鹤珊一家所结下的深情厚谊更是令我时时感怀。

　　记得2006年春节期间，我来到城子峪村要拍些风俗民情。当张哥、张嫂得知邻村有秧歌、踩街和逛庙会等传统活动后，他俩一刻也不肯耽误，赶紧在夜色朦胧中去借来一辆拖拉机带我去。出发前，司机问张哥“走村后河套那条路，中不？”张哥说：“中啊”。

　　谁知车行到中途，竟然发生了侧翻。就在我快要连人带包一起滚进冰河里时，张哥、张嫂急忙将重心压向拖拉机的另一侧，同时大喊“田立快下车！”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拖拉机便翻进了河里，危急中多亏张嫂护住我，我才没掉进河里，但她和张哥却掉进了没腰深的冰河中。后来还是司机用绳子才将他们二人拉了上来。都说患难见真情，那一刻他们的深情我将永生难忘。

史诗电影《指环王》开篇第一句话：这个世界改变了。从狩猎，到游牧，到农耕，再到城市化。草原的变迁一一在目。rnrn　　对在草原长大的孩子来说，最美的风景是夕阳下帐篷里升起的炊烟，那是母亲的呼唤，家的温暖。越是游牧的人，内心对回家的渴望越是铭心刻骨，回家，是回到母亲的温暖里，也是回到人类灵魂的源头里。

　　史诗电影《指环王》开篇第一句话：这个世界改变了。从狩猎，到游牧，到农耕，再到城市化。草原的变迁一一在目。

　　对在草原长大的孩子来说，最美的风景是夕阳下帐篷里升起的炊烟，那是母亲的呼唤，家的温暖。越是游牧的人，内心对回家的渴望越是铭心刻骨，回家，是回到母亲的温暖里，也是回到人类灵魂的源头里。

　　当农耕文明在世界范围内渐渐取代狩猎和游牧文明，后者却总是胡打乱撞般地频频闯入人类文明历史中，一脉相承的血性，不羁，天然……如野草般的生命力，即使历经千年，依然生机勃勃。它们在今天，虽然看似成为了边缘，但它们又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，更是千百年来塑造着人类性格，并继续以深不可测的力量影响着城市中生的现代人，使现代人的血管里游走着一种“寻找”的因素。

　　伫立在草原的骏马

　　初秋，我们的采访组沿着蒙古游牧民族的母亲河——额尔古纳河，去往中国最大的草原—呼伦贝尔草原，回溯厚重历史的现实遗存，体验草原精神的母性包容与父性博大，看看生长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从古到今，从传统到现代，从长者到孩童，如何找寻那一条回家的路。

　　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

　　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；

　　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；

　　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；

　　保佑漂泊的孩子， 找到回家的路。

　　啊！ 父亲的草原，

　　啊！ 母亲的河；

　　虽然已经不能用母语来诉说。

　　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—— 席慕容

　　秋天的草原，像一个迟暮的英雄。台湾诗人席慕容在踏上内蒙古草原后，泪落如雨，写下首诗作，经由乌兰托噶作曲，如今草原上到处飘唱着这首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。而当年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场景已经像黑白胶卷一样，停止在全世界的流水线上。草原沙化，水草污染早已经太快地走在人类物质文明的高度开垦之前。

　　虽然如此，这片曾经孕育了成吉思汗一代天骄的大草原，依然静谧地坐卧在那里，提供蒙古人生命的源泉，如父亲般沉默有力。额尔古纳河，从大兴安岭西侧的吉鲁契山孕育而出，流过呼伦贝尔大草原，一如母亲般温柔坚韧。

　　司机徐师傅开着车，看着连延不到头的天际，叹口气，“这一年忙到头，要是收成不好，没过上好日子，看着这么黄黄的大草原，心里得多荒凉啊。”

　　随意一句感叹，像诗境。

　　人在城市里能藏下多少辛酸，就能在草原里泄露多少委屈。在大自然面前，人无法设防。

　　它是人类的子宫。

　　呼伦湖 　英雄出处

　　奉天命而生的孛儿贴·赤那，和他的妻子豁埃·马阑勒，渡过大湖而来。——《蒙古秘史》开篇

　　一支古老部落从额尔古纳河中段森林地带出发，穿越呼伦贝尔草原，在呼伦湖畔做短暂

　　停留后，奔向历史的恢宏大河。这支部落，后来诞生了一位名叫铁木真的蒙古族人。他另一个广为世界所熟知的名字叫：成吉思汗。

　　我们的探访之旅，便从这条湖开始了。呼伦湖，当地人称达赉湖，蒙古语意为“像海一样的湖泊”。早在《山海经》中便有关于呼伦湖的记载，那时名叫“大泽”。画家李玉成二十几年来在此地写生，他的绘画作品印刷成了年历，至今还被挂在拴马桩管护站的办公室里，上面用铅笔写着他的手机号码。

　　呼伦湖畔到处都是红褐色的植物，李玉成说这是盐碱地的标志。而在过去，他可以在这里打上好几网的鱼，给朝夕相伴的小黄狗吃，惯得它只吃大鱼，见了小鱼根本就不屑一顾。

　　现在？李玉成苦笑摇头。湖水已经退了又退，原来大半截泡在湖水中的成吉思汗拴马桩，已经全然裸露。我们站在断崖上，看着不远处的湖水泛着黑色脏浊的光，一浪浪地扑在岸边，留下像石油一样粘腻的东西。看着这样的湖水，试图遥想当年蒙古族先祖们在此处下马饮水的情形，实在是对想象力的一种摧残。

　　天空有鸟飞过，飞得很低。当地的鸟类以夏候鸟为主，已发现的白枕鹤、半蹼鹬等9 种

　　鸟被列入世界濒危物种红皮书；乌雕、小天鹅等20 种鸟被列入中国濒危鸟类红皮书。我们仰起头看着辽远干净的天空，感受着风吹过耳际把头发刮乱时那种自由的气息。这里是鸟儿的领地，它们飞翔的姿态，就像马儿在草原上奔跑的样子，而马背上的蒙古族人，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驰骋出了一个传扬世界的英雄传奇。

　　一张引起争议的绝壁长城照片

　　除了这次冰河涉险之外，拍摄中我还有多次的遇险经历。

　　在我的拍摄作品中，有一张在全国专业风光大赛中获过大奖的照片。这张照片在当时曾引起了一场争议：在最初看到这张照片时，圈内有好几位专拍长城的资深摄影人，都怀疑这并不是实景拍摄的。

　　但这张照片，却的确是百分之百的实景拍摄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我在城子峪长城段的拍摄，都是由对方圆数百里了如指掌的张哥给我做向导。有一天，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，除了最后一处以外，附近长城的沟沟壑壑几乎都已经被我俩走遍了！我赶紧恳求他带我去他口中的“最后一处”。谁知张哥竟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也就是你吧，别人说死也不行，那里太危险了。”

　　巍峨的长城

　　于是，那天半夜，我俩带着张嫂为我们准备的干粮摸黑进了上山的小路。几经辗转，我们终于在星光微茫中来到了石笋般的独峰下。只见张哥麻利地解开缠在腰间的麻绳，随着“嗖——”的一声，抛出去的麻绳准确地系在了一块突起石头上。张哥拽着麻绳试了试虚实，然后便身手敏捷地攀了上去。过了一会儿，绳环从上面扔了下来，我来不及多想，紧了紧背在背上的摄影器材，便鼓着劲儿勉强往山上蹬。

　　好不容易蹬了上去，一看，四周仍然没有路，我不由得有些气馁。张哥见了，拿话激我：“怕了吧，回去？”但既然来了，我哪里肯就这么空手而归，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没过多久，张哥回头叮嘱我说：“不要离我太近，留出三五米的距离来”。我点头答应着。

　　沟深草厚，树丛密集。突然，张哥用手示意我停下。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只听到风吹过草地的“哗哗”声。就在这时，张哥迅速地一手抓住身旁的树干，一手抡起随身带来的棒子，还没等我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光影。

　　生活在长城附近的人

　　我忙问：“张哥，是蛇吗？”

　　见他没反应，我赶紧上前一步，碰了碰他，他这才回过神来，嘴里连连说道：“谢谢老天，谢谢蛇神！”并从怀里掏出一小壶“扁二”(二锅头)压惊，然后才回答我：“是条张嘴吐信的大蛇，你看到的只是尾巴！”我不禁一阵后怕。就这样，我们又走了3个多小时的山路，终于到了峰顶。

　　站在高处放眼望去，山色苍翠，长城莽莽，万事皆备于我。我举起相机“咔咔”地按下了快门，那一刻，我觉得所有的艰辛都是值得的。而那位曾怀疑我照片真实性的北京摄影家，后来也被张哥带到了这个峰顶，亲眼见识了绝壁上气吞万里的长城景象……

　　长城雪景

　　都说长城的雪景美不胜收，可我几次接到张哥的电话匆匆跑去，结果总是失望归来。比起绝壁上的雄伟风光来，雪中的长城更是可遇而不可求。2005年冬天的一天，张哥打来电话说城子峪飘下了大雪花。我毫不犹豫地直奔沈阳火车站，一看没车了又赶紧奔向客运站，坐上了去秦皇岛的最后一班车。

　　路上，我看到公路仍是干的，便在心里默念，“赶紧下雪吧，下雪吧。”到了秦皇岛，已是晚上9点多，我只好打电话给出租车司机小杨请他送我进村。过了祖山，我就看到了天空中大片飞舞的雪花，情不自禁地说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

　　司机见我兴高采烈的样子，不见外地说：“田哥，你们搞艺术的是不是精神有问题？天上下个雪你就高兴成这样，还深更半夜的从大老远跑来山里！”正说笑间，车开到一个大坡却怎么也开不上去。我下车推了几次都不行。

　　没办法，剩下的路我只好独步前行了。在没膝深的雪里，我艰难地走了4个多小时，早已到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。幸好，就在我快要倒下的时候，恍惚中看到了一个“雪人”。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喊了声“张哥！”远处马上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“我在这”。绝望中两人相拥在一起，互相搀扶着走向他家，这时，已近天亮……

　　活着的长城密码

　　明长城建筑者的后裔们

　　张鹤珊是典型的“长城后裔”。如今，他义务干长城管理员已经有了二十多个年头。作为农民，养家糊口本来很难。但他却说长城带着祖先的血汗和体温，是先人们留给后人的念想——往小了说是一个姓氏、一个家族的传家之物，往大了说是国家、民族不可多得的精神信物。所以他一定要帮祖先和子孙守护好这段长城。

　　朴实的村民

　　我想，也许正是这种不离不弃的忠诚，才使得明长城穿过了几百年的时光，最后在它的后裔们中活了下来。二十多年来，张鹤珊每天都要负责巡查一遍他家祖传的“张家楼”。遇到有扒砖毁墙的，他就上前制止，也不管会不会得罪人；遇到有脱落的砖石，也要收集起来留着日后修补时用；遇到有坍塌迹象的，也要立即加固，避免出现更大面积的塌损；遇到游客或者摄影师来，也义务告诉他们哪里适合拍摄，哪里很危险……

　　对于张家来说，守护“张家楼”不仅是他们的家族责任，也是他们祖祖辈辈人的精神丰碑。我记得有一次张哥告诉我，文革时，村里有两块刻着修城将士名单的石碑被红卫兵当成“四旧”砸碎了。为了保护祖宗留下的东西，在一个夜里，他偷偷召集起族人将砸碎的石碑抬到自家的田里埋了起来。张哥说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尽孝道也一定要做些什么。

　　前几年，为了弥补家庭开支的不足，同时做好长城的义务巡管工作，张哥曾提出想开个家庭旅馆。我就安慰张哥放心去守护长城，我会想办法帮助他。为了避免他巡查时孤独，我首先教会了他摄影，并将我以前的老相机找出了两架送给他。没想到他很快就学会了，并利用巡城的机会拍出了不少让人意想不到的照片。

　　某种欢庆

　　随着我拍摄的长城系列照片在全国乃至世界摄影大赛上的获奖，城子峪也渐渐开始蜚声中外。每次见面，张哥总说：“田老弟，全村人都让我谢你，你不仅让城子峪走向了全国，也走向了世界”。

　　每当这时，我都在心里对自己说：如果不是与他们一家的偶然相识，如果不是与城子峪村民的多年交往，也许这十几年来，我的长城专题拍摄就不会从这个小山村开始，走向全国，并拍下了战国长城、秦始皇长城、汉长城，以及隋唐、北周、北齐等长城。

　　小孩

　　尤其是对明长城建筑者的后裔们这个专题的拍摄，不仅让我看到了固态的长城，看到了它背后的历史，以及它的建筑者和守卫者的家族史，更让我找到了一份解读明长城的“活着的密码”……

　　文/图 田立